摘 要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民族的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然景观遗存，集中展示了一个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思维方式、精神风貌、审美取向。按照不同类型划分，文化遗产可以分为物质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从历史来看，文化遗产往往代表着当时最高的生产力水准，体现着时代的符号印记，也展现着一个共同体区别于“他者”的显著特征。以大江大河为例，我们习惯把中华文明等同于黄河、长江文明，把古埃及文明等同于尼罗河文明，把古印度文明等同于印度河文明，把古巴比伦文明等同于两河文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说明了具有较大典型性的文化遗产常常可以通约为文明形态。从现实来看，文化遗产既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更具有丰富的精神价值，是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赓续、传承民族精神的有力载体。在我国5000年华夏文明史中，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留下了多姿多彩、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凝聚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精神。提起长城，我们自然会想起中华民族不惧强敌、敢于反抗的爱国精神，勇敢无畏、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坚韧不拔、自立自强的人格魅力。长城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勉励后人要不断艰苦奋斗，警醒后人要时刻居安思危。提起春节，我们自然会想起中华民族和合、团结、和谐的传统美德。从广义上讲，文化遗产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从狭义上讲，文化遗产也能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财富和精神力量。可以说，保护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一个忽视文化遗产保护的民族注定缺失民族之魂，难以长久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具体而言，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

     马克思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1]这里所讲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显然包括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无论是作为自然杰作的自然遗产，还是作为人类文明标志的文化遗产，都是进一步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不仅要继承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遗产，同样也要批判继承资本主义的各类遗产。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2]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秉持对前代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的辩证法，科学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3]对民族传统手工业的发展，毛泽东在《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指出：“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剪刀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好一些。”[4]保护民族传统手工业，就是保护文化遗产，同样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也十分注重对文化遗产的保护。1950年，他在给鲁之俊著《新编针灸学》一书题词时写道：“把我们国家许许多多的科学遗产，加以评判地接收和整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5]1980年，邓小平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当工作人员请他握一把最完整、光亮的青铜长剑时，他说：“我手上有汗，拿了会损坏文物的。”[6]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更是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多次做出批示指示，为新时代做好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根本遵循。

     文化遗产不仅仅包含巨大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还包括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这已成为人们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共识。前者内生于文化遗产的固有属性，后者则外显于文化遗产的人文判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类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更多强调其具象、在场的部分，而对那些抽象的、超越的因素往往视而不见。而恰恰是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决定了文化遗产的力量和价值。这种力量和价值，既是对过往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传承，也为人类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提供选择和启示。从西方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和经验来看，巴黎圣母院、古罗马斗兽场之所以不断地得到保护和修复，首先体现了西方人对历史的敬畏和向往。如果再往前追溯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在追寻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强调的是一种人文关怀，它满足了人们重新认识自我、审视未来的精神需求。所以从一开始，当这些文化遗产进入人们的视野时，首先满足的是人类的精神需求。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发展来讲，和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生物平衡一样重要。从人类发展的历程来看，文化多样性是普遍而永恒的存在，往往能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创造力、想象力。许多发展模式、发展道路之所以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忽视了人的要素，忽视了由人际关系、民族传统、价值信仰和各种动机组成的复杂网络，而组成这一复杂网络的基础正是文化。人文精神能够为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撑，为发展指引明确的方向，为发展注入持续的动力，这样的发展才具有远大的前途和厚重的潜力。

     “软实力”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指“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是一种与“硬实力”相对的国家力量。[7]这一概念源于特殊的时代语境，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取得了暂时话语优势，因而提出“软实力”概念以维护美国霸权地位。中国关于文化软实力的论述，旨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建中华文明价值观和传播中国形象，和西方语境下的“软实力”概念有着本质区别。文化遗产保护之所以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在于文化遗产蕴含的民族精神，使其具有“根”与“魂”的重要价值。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身份标志，内部各成员对它有着一致的认同感。比如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身份符号，已然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精神图腾。此外，文化遗产还是向世界各国展示中国本土文化的重要载体。20世纪70年代，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参观后激动地说：“不看秦始皇兵马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世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国外对中国仍有不少误解。在全球化时代，如果我们想要与世界更好地交流合作，就必须讲好中国故事。比如有数千年历史的汉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之一，也是读懂中国最直接、最有效的渠道；中医药是人类医学领域的瑰宝，小小青蒿素抗击疟疾，为世界做出了大贡献；中国武术强身健体、注重武德，是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盘活这些文化遗产，打造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项目，既是对内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对外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让世界读懂中国的需要。

     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通过实践不断把生命活动变成自我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对象化活动的结晶，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和永恒记忆，承载着一个民族的价值理念、共同追求、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则是决定一个民族能走多远的关键要素。梁启超曾言：“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8]这些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是熔铸在民族基因之中世代传承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遗产都承载着民族精神，有的文化遗产只是古人一般性生产生活的遗留，如许多古代普通的农具、瓷器、钱币、首饰、文玩等，只有体现出宏大力量、积极精神的文化遗产才能更好展示民族精神血脉。民族精神血脉传承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在当代条件下造福人民和创造未来。文化遗产保护可以更好地传承民族精神血脉，民族精神血脉赓续可以更好地彰显文化遗产价值。珍惜与保护本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及其所承载的民族精神，是事关民族和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的历史担当和文化自信，为进一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文化基础和精神力量。习近平文化遗产观具有鲜明而深厚的理论逻辑、实践基础、价值导向和世界意义。

     马克思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中世纪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9]在此，马克思辩证看待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作为上层建筑的精神生产必然由相应的历史形式所决定；另一方面，它又能反过来影响物质生产。文化遗产既是一种生产力，也是一种生产关系。作为一种生产力，保护文化遗产本身就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它突出地表现在其作为精神的上层建筑属性，对物质生产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对此，他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如“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当然，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不仅指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同样也包括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遗产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遗产。如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是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习近平文化遗产观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我们科学对待一切精神文化遗产和制度文化遗产指明了方向。在本体论上，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的保护观，强调“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方法论上，始终强调批判继承、辩证统一，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反对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在认识论上，他主张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优秀文化。党的十九大把“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报告便是最好的例证。

     整体看来，习近平文化遗产观的形成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地方主政时期和党的十八大之后。在地方主政时期，他就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据石文生回忆：“近平同志对正定的文物特别关心，有一次在隆兴寺院西侧，他看到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撰写的名碑‘本命长生祝延碑’上沾满泥土，缺乏保护，他平时看书很多，对历史很有兴趣，知道这是一个珍贵文物，当即找到主管领导，并提出严肃批评。近平同志说：‘我们对文物保管不好，就是罪人，就会愧对后人。’”[10]到福建工作以后，他多次参加林则徐遗迹保护的工作，明确提出要“继承、发扬林则徐坚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气贯长虹的民族正气，学习他清廉刚正的高尚风范，学习他‘开眼看世界’的开拓精神”。[11]到浙江工作以后，他同样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据杨建新回忆，为了搞好浙江的文化建设，他组织的系统性调研就有4次，仅2005年，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批示就不下20次，2005年5月到6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作就有6次批示。[12]党的十八大以后，他以更宏大的视角、更前瞻的眼光、更战略的考量、更系统的论述，对文化遗产做出了多次批示指示，为新时代保护文化遗产提供了根本遵循。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刚一闭幕，他就带着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深刻阐述了“中国梦”的重要内涵，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2013年12月，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刚一闭幕，他就带着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往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瞻仰革命遗迹；2021年3月，他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整体看来，习近平文化遗产观，正是站在文化脉络的延续、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话语的建构、国家发展的总体走向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看待文化遗产保护，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寻根铸魂，饱含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是我们党新时代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动员令，是指导我国文化发展和文化遗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文化遗产为人民所创造，注定也要造福于人民。中国自古就有“以文化人”的优秀传统，从孔子增删“六经”，到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再到“二十四史”的形成，正说明古人十分注重对前朝兴亡的总结，以服务于当下的历史观。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整个历史都是人基于实践创造的文化史，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人类文化进步的再现。文化的最高价值便是服务于人，实现“人的解放”。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也始终把服务人民、造福人民作为文化发展的最高准则，并一以贯之，从未改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明确指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13]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其目的也在于文化解放，服务人民。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的理论，1980年7月，他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题，全面阐释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遵循。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建设一以贯之的主张。1991年，习近平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在一次文物现场办公会上指出：“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它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它更加增辉添彩，传给后代。”[14]把能否正确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作为评判一个制度、一种力量反动与否，足见文化遗产中的人民立场。主政浙江时，他要求将西湖周围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党的十八大以后，他多次强调，历史文物是激发爱国热情、凝聚人民力量、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2014年，他在北京考察时指出：“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他多次要求文物工作者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文化自信。坚持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民立场，就要让人民成为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切实维护人民权益。要让保护措施、工作方案尊重人民意愿，让人民广泛参与到行动计划中，确保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惠及更多人民、为人民所共享；确保人民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监督权，确保人民是保护成效的最终评判者。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从世界发展史来看，人类的每一次大的进步无不是人类文明之间互通互鉴的结果，正是在这种交融互动中，人类才得以共享文明成果、实现和平发展、共同进步。中华文化遗产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能够有效地传播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理想，既能增进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认同和理解，也为解决“世界向何处去”提供中国智慧。从中国发展史来看，古代中国的每一次盛世高峰，无不以胸怀天下、开放包容而著称，比如汉代的“丝绸之路”、唐代的“遣唐使”、明代的“郑和下西洋”等。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历代的对外开放，始终奉行和平共赢理想，传承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四海之内皆兄弟”“化干戈为玉帛”等理念，这和近代西方国家打着“开放”幌子而进行殖民活动有着天壤之别。从理论源头上讲，肇始于“轴心时代”的中国思想家，无不主张“以和为贵”的外交准则。孔子主张以德服人、以和为贵，当卫灵公向孔子讨教兵阵之事，孔子以“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的回答予以婉拒，且次日便离开卫国；孟子推崇“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的王道，对当时“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惨状深恶痛绝。墨子奉行“兼爱”，断言：“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老子也是和平主义者，他认为，“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庄子更是提出：“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顺于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则亡。”即便是以研究战争著称的兵家，也以“慎战”“止战”为最高理想，在孙武看来，和平才是战争的根本目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高境界；在孙膑看来，“乐兵者亡”“穷兵者亡”。可以说，热爱和平、追求和平的理想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正如英国学者罗素指出的：“（中国人）统治别人的欲望明显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尽管中国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中国人天生的面貌仍是非常平和的。”[14]反观西方思想史，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近代西方文明，始终把共同体视作压抑个人、压抑自由的桎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便是这一思想的集中表现，表现在国际交往和外交准则上，便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文明冲突”等冷战思维和霸权思维。马克思说，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面对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崭新理念，指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中国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为主体，将人类视为相互依存的有机体，将不同民族和国家视为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共同体，揭示了人类命运与共的历史事实，超越了西方以权力为核心的霸权主义文明观。

     回顾人类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一个民族遭遇外族侵略或面临被撕解的危机时，植根于本民族的价值理念、民族精神往往成为决定该民族能否走出危机的核心要素；当一个民族处于和平发展或致力于民族复兴的状态时，民族精神的力量往往是衡量该民族整体发展质量高下的重要标准。换句话说，一个民族只有始终保持自身独立的文化属性和民族精神，才不至于在世界发展中左右摇摆、迷失方向。从历史上来看，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曾多次遭遇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但由于强大的民族精神力量，中华民族最终走向大融合、大一统，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从现实来看，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坚持胸怀天下、拥抱世界，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不但未被同化，中国本土化特征反而越发明显，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望未来，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从国际局势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各个领域对我们进行围追堵截，妄图分化中国；从国内局势来看，各种风险挑战、不平衡不充分的因素依然存在。可以说，能否保持民族精神的独立性，事关我国的发展方向、发展动力、发展质量。中华文化遗产和中华民族精神互为表里，因而我们要通过文化遗产保护，不断弘扬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柱。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5]后被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受这一问题的影响，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的母体一直缺乏以冒险为主要特征的创造性精神。其实，这只是李约瑟的一家之言。就文化遗产来看，在物质文明领域，无论是四大发明，还是万里长城、大运河等，还是其他诸多的科技发明创造，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发展深深影响了世界的进程。在精神文明领域，无论是“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还是此后的唐诗宋词，中华文明在精神高度上始终令世人震撼。在制度文明领域，中国古代的郡县制、科举制至今仍显示着巨大的生命力。比如科举制，首次把道德和知识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显示了中国先贤独特的用人观，可以说是人类政治制度的独创。此外，在中华文化中，始终贯穿着“生生之谓易”“通变”“唯变所适”的发展思想。步入近代以来，由于统治者闭关锁国、保守自封，中华民族遭遇了国家蒙难、人民蒙辱、文明蒙尘的深刻危机。在新的世界秩序的构建中，西方列强不但抢占了经济优势、军事优势，也抢占了话语优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短短七十多年，我们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中国人民以超强的民族创造力完成了一个个创举。面对新的历史征程，我们要通过保护文化遗产，总结汲取中华民族中伟大的创造精神，继续书写新的伟大奇迹。

     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形成史，就是一部中华儿女的艰苦奋斗史，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化遗产便是最好的佐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无论是理论思想还是实践经验，都体现着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可以说这些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在神话故事中，愚公年且九十，依然挖山不止，最终感动上苍；大禹受命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邢天被砍掉脑袋，依然战斗不息。在理论思想上，《周易》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观，孔子提出“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提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汉代之后始终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始终倡导积极有为、艰苦奋斗的人生观、价值观，到了宋明理学时期，最终构建出一整套“修齐治平”的人生哲学。在实践经验上，以都江堰、大运河、黄河为代表的文化遗产，就生动折射出中华儿女治水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精神。战国时代秦国蜀守李冰修都江堰，使成都平原变为“沃野千里”，百姓“不知饥馑”。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分而治之的防洪堤进行统一筹划，为黄河修筑了千里金堤，黄河开始成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内河，拥有了完整的灌溉系统和漕运系统。到了隋朝，隋炀帝杨广开始修建大运河，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中华儿女迎难而上，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生动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奋斗的英雄史诗。到了近代，这种奋斗精神更是被中国共产党人诠释得淋漓尽致。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人就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写入自己的纲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但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更是留下了众多的革命文化遗产。每一处革命遗址、每一件革命文物，都承载了一段苦难而又辉煌的革命历史，都凝聚着革命先烈、爱国志士们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爱国情操、不朽的奋斗精神。通过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彻底挣脱了自1840年起开始陷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旋涡，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通过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在一穷二白的中华大地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仅使中华民族再次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而且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奋斗，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闯出了一条新路、好路，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这些伟大成就，正是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接力中奋斗而来的。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撸起袖子加油干，不断努力、持续奋斗，奏响新时代乐章，实现民族复兴之梦。

     由于中国古代文明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所以，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意识到团结一致对于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重要性，甚至把这种行为方式上升为中华传统美德。《周易》中就提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荀子也指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中庸》中提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正是基于“和”的考量，所以，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利益便成为优先性选择。儒家把这种对立形象地概括为“义利之辨”。“义”指的是群体、公众之利，“利”指的是个人、一己之利。君子应该做到“喻于义”：“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儒家正是通过对这种大德大义的倡导，进而实现个体之间的互相耦合、社会的团结稳定。因此，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人，身上都有着异乎寻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而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古希腊紧邻大海，土地贫瘠，岩石丛生，四季不甚分明。独特的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决定了许多人无法从事农业生产，只能从事手工业上产。为了获得最大利益，冒险、勇敢、正义逐步成为西方人信奉的价值观念，形成了独特的海洋文明。这种文明强调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配合，而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特点的进取精神。通过近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又进一步得到强化，成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中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可以说，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构成了中西文化精神、价值准则、行为方式最大的区别。这种差别深深烙印在中西各种文化遗产上，比如建筑。在材质的选取上，在现代建筑未产生之前，包括属于东方建筑的印度建筑在内，基本上都是以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来营造的，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的斗兽场、输水道，中世纪欧洲的教堂，无一不是用石材筑成。唯有我国古典建筑是以木材来做房屋的主要构架，属于木结构系统，因而被誉为“木头的史书”。在空间设计上，我国古代建筑无论从普通住宅还是宫殿，都类似于“四合院”结构，强调集体之美，如北京明清宫殿、明十三陵、曲阜孔庙，前后左右有主有宾，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礼制”特征。而西方建筑，则强调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由巨大而富于变化的形体，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整体，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开始，就广泛地使用柱廊、门窗，增加信息交流及透明度，以突出建筑的实体形象。从根本上讲，以木头为主要原料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形体上强调“礼制”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西方建筑则体现了西方文化的核心主张：客观世界具有独立性，主客观分离，相反而不相成。

     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都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精神。作为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首先体现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行为中。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大禹治水、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古代神话表现的就是中国人民最初的梦想。与西方国家经历漫长的“神本体”政权观念不同，中华民族早在商周之际，就完成了“神本体”向“人本体”的政权观念建构，儒家强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能否顺乎人心民意才是政权长治久安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人应该活在“此岸世界”，与日月和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老子也强调：“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同样是搬山，中国的愚公移山和西方的西西弗斯的悲剧有着本质区别；同样是面对洪水，中国的大禹治水和西方的“诺亚方舟”有着天壤之别。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人民的伟大梦想又深深体现在建设美好社会上，比如“小康”和“大同”。“小康”源于《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指的是不愁温饱、略有节余的生活状态；“大同”出自《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梦想之所以伟大，正在于它始终代表着人类世界普遍追求的美好愿景。中国的思想家、政治家从来不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作为最高人生追求，而是把“立人”“达人”作为人生最高境界，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民胞物与”的天下情怀。在这种梦想的指引下，古代中国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一度领先世界。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测算，中国从公元1000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占到世界的五分之一以上，及至公元180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的28.7%，1820年时，中国GDP比西欧和其他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16]即便在中国最盛世的时代，也未曾发生类似近代西方的殖民战争。到了近代，古老的中华文明逐步没落，中华民族遭遇了巨大苦难，但是中国人民始终未曾放弃过梦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带领下，中国人民又开始了新的逐梦历程。